大饼先生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莎士比亚曾如此吟道。如果爱是岁月河床中奔腾着的永不停息的河流，那么，那些积淀在河底下异常圆润美丽的鹅卵石，便是情书了。

(一)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以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林觉民《与妻书》(1911年3月)

——这是林觉民烈士在就义前夕写在白布方巾上的家书，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情书。今天读来仍是十分感人。那种在面对死亡时所流露出来的夫妇伦常的真实情感，表达出一位本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在政治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同时，却依然保留着非个人主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中国传统的深层心态。

(二)

——我惟一的爱龙，你真得救我了！这几天的日子也不知怎样过的，一半是痴子，一半是疯子，整天昏昏的，惘惘的，只想着我爱你，你知道吗?早上梦醒来，套上眼镜，衣服也不换就到楼下去看信——照例是失望，那就好比几百斤的石子压上了心去，一阵子悲痛，赶快回头躲进了被窝，抱住了枕头叫着我爱的名字，心头火热的浑身冰冷的，眼泪就冒了出来，这一天的希冀又没了。说不出的难受，恨不得睡着从此不醒。做梦倒可以自由些。龙呀，你好吗？为什么我这心惊肉跳的一息也忘不了你，总觉得有什么事不曾做妥当或者你那里有什么事似的。龙呀，我想死你了，你再不救我，谁来救我?

——徐志摩致陆小曼(1925年6月)

——是不是太“肉麻”了?许多人也许不会相信这竟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情书。二十年代的中国，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冲击，作为个体的人开始觉醒，尤其像徐志摩这样深受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在爱情的私人园地中更鲜明地表现出了迥异于前辈人(林觉民等)的特点：热烈、大胆、直白。爱情就是爱情，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是最高的、唯一的人生价值。

(三)

——我们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亲爱的，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相爱是在延安——毛主席的身旁，而我们的十周年，又是经过了几许艰辛，远征了无数高山大川，经过许多曲折的战斗，现在又要回到毛主席的身旁去了。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时为了战斗，我们分开过，似乎是牺牲了一段的爱情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种分开也是爱情生活的另一形式。亲爱的，当我回忆起那分开的无数个怀念着的夜晚以至于白天，我也同样感到丰富和充实，我真诚地说，我永远是那么专心地想念你，为了更美好地和你一同生活而指望，而准备着。我记得，在热河，那些危难的、艰苦的日子，我总是一想到你就鼓起勇气，我坚信，我永远是属于你的，而且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无愧于心，当党需要我们谁，我们谁都没有退缩过，彼此也没有动摇过，爱情没有停顿过，一想到这些，我们就自然地有一种骄傲感，而这也是一种幸福。亲爱的，如果我们谁曾为了爱情而牺牲了工作，现在回忆起来，就会感到抱愧和羞耻，那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郭小川致杜惠(1953年2月)

——这是一封“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产物，它为我们提供了那段激情岁月中的爱情样板。历史进入三十年代后，面对日益危难的民族命运和险峻严酷的社会现实，许多向往进步与光明的青年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活的磨练下，大多自觉地放弃了一度被珍视的属于个体的种种仔细复杂的情感与要求。一切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

(四)

——毛主席语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麟，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岁(婚姻状况：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望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麟黄香久

1975.4

——摘自张贤亮《绿化树》

——伏尔泰说过，笑有时比哭更有力。我很“喜爱”这份申请书——不是喜爱文革那个年代，而是喜爱“卑贱的小人物”们把荒谬而违背人性的生活“幽默化”的天才。我也相信，在这种“荒唐”文字的后面，有着许多伟大而深沉的爱情故事——是带泪的微笑的那种。

(五)

——昨晚我又好好想了我们走过的路。我很感激你。你给了我奋斗的力量和勇气。我多希望这一切可以继续下去啊，可惜这不可能了，我把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