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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深秋，一个老人安静而轻松地死去，另一个老人热闹而艰难地活着，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跨世纪的老人，一死一生一枯一荣之间，似乎隐喻着中国文学的命运……

　　2003年11月19日，99岁施蛰存辞世。

　　2003年11月25日，100岁巴金诞辰。

　　两位同获文名的老人

　　施蛰存比巴金小一岁，两人在同时期获得文名，虽然二者在散文创作和翻译上都著述颇丰，但都是以小说创作著名并因此在文学史上居一席之地。

　　施蛰存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后，他先后创作了小说《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小珍集》等作品，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中国现代派鼻祖”和“新感觉派大师”，与刘呐鸥、穆时英一起成为“海派”的主要代表。1950至1958年他主攻翻译。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此后在长达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施蛰存孜孜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在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及研究以及金石碑版研究四个领域也贡献卓著，写出了《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花间新集》、《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和《水经注碑录》等著作，创办并主编权威性学术专刊《词学》，在学术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并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巴金自1929年《小说月报》连载《灭亡》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后，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解放前创作了《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等等大量小说和散文随笔译著。《家》此后还成为巴金代表作和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解放后的巴金参加过抗美援朝等种种运动，但基本上再没写出好小说，反倒是在历经浩劫后，以强烈的忏悔意识陆续写出了痛定思痛的五集《随想录》，并以其披肝沥胆“讲真话”的呼吁，再次震撼了思想文化界。巴金当选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也在天安门作为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主编过《收获》，曾任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筹建现代文学馆，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1982年至1985年巴金相继获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至今巴金仍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在寂寞中开放的施蛰存

　　在这些经过梳理的事实里，施蛰存比起巴金来显得是那么的低调沉默。除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他似乎很少出现在解放后种种热闹与运动中，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默默地在华东师大任教。文学道路上，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就以其独具慧眼的艺术触感，开掘了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感觉派”小说创作领地并声名陡起，此后也曾在创作中进行过相当丰富的小说写作艺术可能性的探索，但这种挺进很快在解放后与他的文学创作一起戛然而止。1950年后施蛰存很快转入到翻译、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这一转向和沈从文几乎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历经过像沈从文那种来自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转变的心灵痛苦。无疑的一点是，施蛰存似乎很迅速地进入了自己新的精神领域，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另一个更肃穆沉潜的领域里得到再生。

　　时光荏苒，如果不是很专门的研究者，很少有人会记得当年的“新感觉派”，那个用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描写“大都会的破体”，表现都市社会的光怪陆离，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的“新感觉派”了。当然也很难有人会在现代文学史的阅读之外会记起这个当年“新感觉派”的得力干将了。施蛰存热闹而静悄悄地活在他自己那个远离文学创作的小小的天地里。就这样渐渐地，施蛰存和他曾经风云激荡其中的“新感觉派”一起，仿佛旧上海都市的霓虹灯，熄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慢慢老去随风而逝。也许历史在一时一地被涂抹得不知所措，但文学史绝难忘却那个叫施蛰存的小说家，曾经用一支超前而敏锐多姿的笔触，在《梅雨之夕》中为我们写出了一个欲言又止的心思细腻情感柔软的撑伞人。也许，施蛰存就是那个撑伞人。也许因为他，我们会在雨夜的灯下温情地想起：曾经，有一个作家用小说为心灵撑起过一小片晴空。

　　活在风云激荡里的巴金

　　然而至今仍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同时还在病苦纠缠中连自己也觉得生不如死的喘息着的巴金，他又如何呢？生命是如此地让我们觉得悲悯，历览巴金风云激荡、著作浩繁的一生，当我们听到巴金越来越缥缈的苍老的声音，看到他越来越僵硬稀薄的表情时，除了在时光和生命面前感慨外，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扼腕唏嘘呢？

　　巴金以其汩汩滔滔的热情，基本上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贯穿反映了整个中国现代社会剧烈的大变动历史，因而文名